我市进入汛期降水量趋于正常

然而，如前所述，我国立法权限制度的完善无疑需要进一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

卢梭有言，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挥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适度赋权论是平等和自由的结合。

长期以来，一些中国宪法学者将美国的宪法规范作为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当性的标准，这些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宪政精神的无知。如果一个党是全民性的先进党，一党长期执政将更加注重全面利益和长期利益。休谟的判断可谓至理名言：在所有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威权与自由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我们常常只记得有限政府中有限所揭示的限权，却忘记了有限政府中政府的集权，就像有限政府中，政府是中心词，在分权和集权中，集权是更加根本的，因为只有有权力时才会限权，没有权力怎么会限权呢?因此，所谓有限政府应该是适度权力的政府。

社会关系不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的体制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对所有强者和弱者形成威慑，对于强者进行约束，对弱者进行保护，同时对最强者(代表国家的政府)进行适当分权制衡，但一定要保证分权制衡后的权力仍然是最强的，否则就可能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强者欺负弱者，社会四分五裂，国将不国。立宪党导制与立宪君主制、立宪民主制最大的不同在于立宪党导制有一个法定的领导党，而立宪君主制和立宪民主制是多党自由竞争，立宪党导制中的政党是全民性质的政党，而立宪君主制和立宪民主制中的政党常常通过竞选来体现它们的民主性。第47条进一步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规定也肯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所进行的解释在效力上完全等同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

④与此同时，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生的深切变化，更缘于正始于足下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立法法》必须与情境和行动同步，完成阶段性的与时俱进，以更好回应并保障迫切的良法与善治的时代需求。(33)前注④，孙潮、徐向华文。这一根本性的前提决定了本次《立法法》的修改也只能是一种局部的调整，甚至只是微调，而带有全局影响的立法体制的变动或者重构将通过对宪法和组织法的修改来实现。其次，在设计中央权力机关对同级行政机关的立法授权上凸显出整体性粗疏。

除在整体上公布法案的表决结果，即或者仅仅公布法案通过与否，或者还同时公布其中持赞成、反对或者弃权态度的各有多少人，占多大比例之外，对于与公开甚为密切的每个代表或者委员是否履行以及如何履行立法表决职责，包括表决与否、弃权与否和赞成与否等信息，均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作者强调除第一种为实施性的立法之外，其他三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创制性。

兹事体大，必须集思广益、慎重谋划。⑩许章润：《从政策博弈到立法博弈——关于当代中国立法民主化进程的省察》，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其中两条底线必须守住： 一方面，根据《决定》的部署，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治理结构在2020年之前不会进行实质性的改革。(21)《立法法》第11条和第56条第3款仅对授权立法的期限进行了间接的规定。

过窄之二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不充分。《立法法》在立法权力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我国，立法表决环节上的公开性并未贯彻始终。立法的监督尤为重要，因为瑕疵法律可以经由其合法性将不当利益正当化，并持续挤占其他主体的正当利益，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动态监督制度，矫正立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

每一部立法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都无法脱离其所依附的宏观制度框架和社会背景。相反，应当设法进一步落实和巩固人大的核心决策地位，同时应当设法回归人大和其常委会应有的宪法地位以及立法权力限度。

在民主环节上，可以重点安排以下两项程序制度：其一，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机制。另一方面，在宪法未做调整的情况下，立法体制上的完善应当恪守既定的宪法原则和精神，不能突破宪法确立的根本的制度框架。

作为一部设定、规范立法体制和制度的重要法律，《立法法》在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确起到了桁架的作用。第二种是本地方具有特殊性的事项，不必也不可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只能由地方性法规做出规定。又如，事权以及支出责任的明确是完善中央地方关系的基础。具体规范立法记录的公布主体、公布方式、公布范围和公布内容，明确被公布的立法记录的效力。④参见徐向华、林彦：《我国〈立法法〉的成功与不足》，载《法学》2000年第6期。(15)详见1982年《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的规定。

过窄之三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绝对保留不到位。(34)参见徐向华：《我国地方立法统一审议制度及其运作研究》第一章(博士学位论文，未公开发表)。

尤其在规模超大、多元集成、差异显著、活力无限的我国，适当的地方自治无疑是解决一统就死、一放即乱困境的通途。《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已施行14年有余。

2011年1月2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①国家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立法法》的实施，以国家立法的方式推进了中国立法的规范化，使立法活动逐步驶入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12)具言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政府职能到位、边界清晰的权力治理体系，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实现公民参与和自治的民主治理体系。因此，学界的争鸣，尤其是全国人大的决断，应当在这一既定的改革边界和象限内甄别、遴选需要以及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立法权限配置制度。(36)参见徐向华：《透明度原则和立法记录的公开》，载《上海法治报》2002年1月28日。尽管修法的结果必然涉及具体立法制度的立与废、存与改，然而，若在谋划阶段便完全专注于某一或某些制度是否换代和如何升级，则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仅解近忧、未消远虑。

因此，《立法法》的修改理当具有更为宏观的视角。立法者的任务是将局限性和滞后性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过窄之一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法律保留不完整。抠得太紧的地方立法主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的活力和应有发展，以致较大的市成为各地竞相争夺的立法权力资源。

(16)详见《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本次国家立法权内部关系的理顺以及外部关系的调整，绝不能以削弱乃至脱离这个平台为指向。

即禁止授权的立法事项仅限于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这同样意味着国务院在制度层面获得了除前述事项之外的关于公民政治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的立法及其限制乃至剥夺的权力。由于《立法法》第8条将十大类事项笼而统之地概括为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都能创制法律的共有立法范围，因此，其第79条第1款不得不再次笼而统之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度性地淡化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本应存在的效力等级，由此引发了2008年间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否通过修改《律师法》而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刑诉法》进行修改的广泛争议。(27) 再次，在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上显现相对模糊性和滞后性。(13)参见竹立家：《着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2期。

(18)变相肯定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首先，在处理国家立法权内部关系上显露出制度性分裂，即对国家立法权的两大行使主体——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划分，既沿袭又突破了1982年宪法的规定。

(38)详见黄钰、徐向华等：《地方性法规单独表决制度研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011年研究课题成果，未公开发表)。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等之外，立法过程应当公开，尤其要注重对重大改革难点、焦点问题审议的公开。

张琼辉：《修改立法法适度扩大地方立法权》，载《法制日报》2014年4月14日，第13版。其局限性、滞后性也都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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